因为病毒,很多老人没有熬过这个冬天,至于究竟有多少老人是因为病毒没有熬过这个冬天,却没有权威的数据。
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、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在接受采访时说,“现在没法统计具体的数,为什么?我们不知道分母,因为现在不再做全员核酸,也不再做抗原。甚至说很多人在家里就待几天,有症状也好,无症状也好,在家里扛一扛就过来了,就上班去了。所以说可能我们大家都阳过了,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分母是多少。”
总而言之,因为不再做全员核酸,不再做抗原,不知道分母,于是就没有“具体的数”。
他说的不再做全员核酸,不再做抗原,都是事实,但是事实与结论之间似乎并无因果关系。
在社会治理的数字化、信息化时代,统计出一个死亡数据应该不难。即便统计不出“分母”,给个“分子”也是极具价值的数。
观察一段时期的死亡率是否正常,通常就是两个比较方式,一个是同比,一个是环比。
每一个死者都不会凭空消失,一定会在“注销死亡”时计入数据。数据会说话,在比较中呈现出的异常起伏,会让人一目了然。
当然,根据目前的防控政策,要想具体掌握每一个死者的具体死因确实有很多障碍。一些农村老人,发一场烧没熬过去,事后确实无死因可查。
但是,通过抽样调查和数学建模,也可以大体了解一个地区乃至全局的病毒致死率。
很遗憾,专家说因为没不再做全员核酸和抗原测试,相关数据不可知了。
群众不理解的是,媒体对境外的疫情死亡数据却能了若指掌,实时报道。
当然,媒体可以解释,只是转载了一下人家的统计数据而已。
那么问题在于,境外也没有全员核酸和抗原测试,为何他们就能统计出一个让我们的权威媒体非常认可和接受的数据。
因为没有“分母”,“分子”就被忽略不计。然后振振有词地告诉群众,无能为力了。
有人说,人生除死无大事。现在看,死也不是大不了的事。
曾经,我们可以精准定位每一个密接人员的活动轨迹,“五码合一”几乎把所有人都整得明明白白。而现在,一个人的死因反而不再是必须掌握和统计的信息。
郑板桥说,难得糊涂。就这么稀里糊涂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