招文袋网站 思想 萧武:从锐意恢复到承认现实,宋高宗为什么不肯北伐了?

萧武:从锐意恢复到承认现实,宋高宗为什么不肯北伐了?

配图与正文无关 摄影师/付兴奎

神宗去世,对于反对王安石改革的保守派们来说,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。大家都以为,好日子就要来了。据说,在洛阳读了十五年书的司马光进京时,都民聚众围观,车马为之不得前。可见时人对保守派所抱的期望之高。不过,司马光与吕公著当上宰相之后,虽然出现了群贤在朝的局面,政治上的清明却依然迟迟不肯来临。新旧党争刚一结束,蜀党、洛党与朔党的党争就又开始了。今天你拜相,明天我执政,如走马灯一般,上上下下个不停。一直闹到太后去世哲宗决心继承神宗遗志、继续变法,将三党都打入“元祐党籍”,这一时期的党争才算是正式结束了。

按理说,蜀党、洛党和朔党的核心人物都不是坏人,是久负盛名的正人君子。蜀党领袖是著名的文学青年苏东坡,洛党领袖是二程里硕果仅存的小程子,朔党领袖今天知道的人可能少些,但在当时也是响当当的名流,刘挚。三党领袖本身其实没什么大分歧,即使有分歧,也都是可以用正人君子的方式解决的。但是因为他们名望太高,门生故旧布满朝野,都想着自己这一派独占鳌头,于是党同伐异,纷争不已。他们斗来斗去,最后的结果是蔡京入朝执政,大宋王朝进入衰落前的粉饰太平时期,直到最后被金国灭亡。

三党相争的这段时间,虽然党争不已,但始终都是外界评价很高的清流派,所以总体上看仍然是很不错的时期,这也就是著名的“元祐”时期。

高宗曾经说过:“吾最爱元祐。”他说的意思当然是想表白,他喜欢贤人君子,不喜欢谗佞小人。但是,他大概没想到的是,他大量进用正人君子的时候,最后招来的仍然是和元祐时期一样的结果,出了秦桧这样被列入《奸臣传》的著名奸臣。

高宗时期分为两个时期,刚登基时年号建炎。这一时期所用的主要大臣是李纲、汪伯彦、黄潜善、吕颐浩、赵鼎、朱胜非这些人,可谓君子小人杂用。因为李纲很快就被排挤出了朝廷,宗泽在北方费尽气力建立起来的可资恢复的力量也解散,朝廷失去对淮河以北大片地区的最后控制权,防线后退到了淮河—秦岭一线。建炎四年发生了苗刘之变,高宗一度退位,他唯一的儿子也在这次政变中夭折。复辟后,高宗提拔了在复辟中立了大功的张浚,削弱了汪黄在朝廷的势力,进入一个政治上相对较为清明的时期。吕颐浩、赵鼎、朱胜非与张浚这些人在朝廷执政,完成了从渡江建国初期到站稳脚跟的过渡,史称“小元祐”。

说起来,赵鼎和张浚是很有渊源的。在金军南下掳走二帝时,另立了张邦昌为帝,逼着剩下的不多的朝臣签名同意,赵鼎与张浚就偷偷溜了,没有签名。高宗登基后,赵鼎不断升官,成了言官,御史中丞。在宋朝的制度体系下,这个位置相当于汉朝的御史大夫,总司台宪。

金军第一次渡江南侵,一路都很顺利,却没想到想要北归时被韩世忠在黄天荡阻击,损失惨重。这时就出现了速胜论,时任宰相的吕颐浩请求高宗从绍兴幸浙西,进临长江,指挥诸军渡江北伐,收复河山。可是赵鼎在这个时候却偏偏不同意,认为这样做很冒险,万一出现什么意外情况,高宗会比较危险。吕颐浩虽然年纪大了点,但这时正是得志的时候,自然锐气很盛,马上就把赵鼎从台宪给改到了翰林,不久又给赵鼎升官,成了吏部侍郎。

表面看,吕颐浩是给赵鼎升了官,但吕颐浩的意图其实并在这里,而是想让赵鼎别乱说话。赵鼎不是傻子,当然明白这意思,所以,他就是坚持就是不受诏就职。非但不受诏,还上书攻击吕颐浩:“陛下有听纳之诚,而宰相陈拒谏之说;陛下有眷待台臣之意,而宰相挟挫沮言官之威。”同时弹劾吕颐浩,认为他不适合担任宰相。

吕颐浩为人老而弥壮,胆气过人,在金军第一次南侵时,受命负责组织长江防御,是很尽心的。可以说,没有吕颐浩,就没有这次抗击金军的胜利。即便如此,高宗仍然按照赵鼎的意见,罢免了吕颐浩,让赵鼎继续当他的御史中丞。随后不久,又给他升官,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,也就是说,赵鼎进入了执政团队。但是,代价却是吕颐浩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,正人君子少了一个。政治上的事情就是这样,一个萝卜一个坑,既然正人君子走了,补上来的如果不是君子,也有可能是小人。

接替吕颐浩的是朱胜非。朱胜非在高宗复辟时立过大功,元祐太后曾经夸奖他说,如果没有朱胜非,复辟的事情可能会很难办。但是,与吕颐浩比起来,朱胜非是更加纯粹的文官,器量更狭隘。更重要的是,在对待淮河以北黄河以南这一大片地区的问题上,朱胜非的态度远比不上吕颐浩坚决。吕颐浩虽然做事过于焦躁了些,但在恢复中原这一点上绝对不打任何折扣。而朱胜非则显得更慎重些。更重要的是,吕颐浩懂军事,而朱胜非完全不懂。

这时的枢密使是徐俯。伪齐宿迁县令不忘故主,渡江反正。结果徐俯请求朝廷把这个人送还给伪齐,或者直接杀死,以绝北方人继续偷偷南渡。理由很简单,怕引起伪齐不满,如果伪齐联合金军南下,就又要打仗了。赵鼎马上表示反对。徐俯很生气,请求辞职。高宗同意了,命令朱胜非兼任枢密使。但是台谏和外界舆论都认为朱胜非不懂军事,应该由此时担任参知政事的赵鼎同知枢密院事。

朱胜非意识到,赵鼎的存在对自己是个很大的威胁,于是就对他有了戒心。这时,张浚因为和尚原之战失利,已经被贬窜了,四川急需一位声望较高的大臣去镇守。朱胜非就推荐赵鼎去。这样做表面上并没有降低赵鼎的官职,但可以造成了赵鼎远离权力中心的事实。赵鼎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,就上书说:“顷张浚出使川、陕,国势百倍于今。浚有补天浴日之功,陛下有砺山带河之誓,君臣相信,古今无二,而终致物议,以被窜逐。今臣无浚之功而当其任,远去朝廷,其能免于纷纷乎?”又说:“臣所请兵不满数千,半皆老弱,所赍金帛至微,荐举之人除命甫下,弹墨已行。臣日侍宸衷,所陈已艰难,况在万里之外乎?”

这个时候正是朝廷多事之秋。伪齐正在积极准备南侵,朝廷得到消息,高宗也比较紧张,朝廷上能够用得上的大臣不多,赵鼎也就被留了下来,并且再次升官。这次升的官是拜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,也就是宰相,宋朝的士大夫所能当上的最大的官。

绍兴四年,伪齐与金军联合南下,高宗很担心。很多大臣都认为应该暂避其锋,但是赵鼎认为应该坚决抵抗,不能不战而退,示人以怯。高宗同意了,就驾幸平江,临江御敌。这时的张浚已经被废置了好几年了,赵鼎对高宗力荐张浚可以大用,劝重新召用他。张浚于是得到了第二次政治生命,被召为知枢密院事,视军江上。金军眼看着没什么便宜好占,只好准备退兵。宋军追击,大败金军。

但是,这次战争中,因为张浚是在前线的,所以张浚的功劳更大些。回到临安后,赵鼎和张浚都升了官,“以鼎守左仆射知枢密院事、张浚守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,都督诸路军马”。表面上看是两人都升官了,但事实上,形势变成了从原来的赵鼎一个人执政变成了现在两个人同时执政。

绍兴六年,金军再次南侵。这次张浚负责前线战事,都督诸将沿江淮各处防守。这次北军的主力是伪齐军,都是杂牌军,战斗力较差,所以宋军各路非常顺利,张浚未免也有些过分高兴,他骨子里的军事冒险主义思想再次冒头,请求高宗驾幸建康,指挥诸军北伐,攻灭伪齐刘豫。赵鼎再次表示反对。于是,赵鼎被罢免了。

张浚在前线的时候,经常派属下吕祉入朝奏事。吕祉这个人没什么本事,但是说话比较夸张,赵鼎不太喜欢,所以经常当面给他难堪。这时候高宗作为皇帝的天赋表现出来了。有一次对赵鼎说:“他日张浚与卿不和,必吕祉也。”果然,过了不多久,因为吕祉从中作梗,加上张浚锐气太盛,得意过头,就经常流露出对赵鼎不满的意思。赵鼎也发现了,向高宗提出辞职,好给张浚让路,让他一展底蕴。但是高宗没有同意。

从前线回来后,张浚发现,与他相比,高宗显然更信任赵鼎。对于张浚这样的忠义之士来说,倒不是想因此就跟赵鼎争权位上的高低,而是说,张浚下意识地认为,如果要实现他恢复中原迎还二圣的宏大抱负,就不能有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在皇帝身边,影响皇帝的决策。于是,他想到另外引进一个人来参与重大政治决策,这个人就是秦桧。不过,愚蠢的是,赵鼎对秦桧进行了面试谈话之后,认为这个人也不错,也就同意了。

后来,因为在处置刘光世的问题上,赵鼎与张浚发生意见分歧。这时高宗的政治机会主义思想高涨,正想任用张浚来恢复中原,同时他也认为刘光世军战斗力较差,耗费了大量的朝廷钱粮,却每每都不在紧要关头出力,想把刘光世的军权解除掉。所以,就听了张浚的意见,解除了刘光世的军权。不久,刘光世军内部发生内讧,大将郦琼率领着一部分部队过江投降了伪齐。张浚大大失算了。

宋朝的制度有些象责任内阁制,如果一个人想做成一个事情,获得皇帝的支持,那么谁反对,谁就会被罢免,皇帝会尽量为他创造条件。但是,一旦现实证明这个事情是错的,台谏就会毫不犹豫地弹劾起来,负责人一般也不用皇帝罢免,就自己主动请求辞职,然后皇帝给他外放一个大郡去做知府,用当时常用的话说,这是皇帝保全人才的一种做法。如果在一开始,有人就提出过明确的反对意见,而且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,那么一旦原来的负责人被罢免,反对的人就要被起用了。

现在既然张浚已经被事实证明做错了,那么就该张浚被罢免,再换赵鼎上场了。于是张浚则被罢免外放,不久就窜逐远方,以散官安置在永州居住。在张浚离朝之前,高宗问他,秦桧是否适合接替他的职位?张浚这时已经感觉到秦桧这个人不一般,表示反对。但是,反对无效。在赵鼎被从绍兴知府任上召回的同时,秦桧的地位无形中也上升了,成了候补宰相。也就是说,一旦赵鼎出了问题,被罢免了,那么就是秦桧了。

不过,这时候的秦桧虽然准备好了改变基本国策,却对赵鼎没有太大的恶意。在处理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,赵鼎的意见与高宗不和,并且表示强烈反对,引起高宗反感。不久,赵鼎就被罢免外放了,秦桧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,开始了他十八年的奸臣之路。

后世因为岳飞被诛,对宋高宗评价不太高,尤其是民间传说中,好像高宗从一开始就对抗金没有信心,就是想求和。历史当然并不是这样,高宗从锐意恢复到承认现实,决心与金和平共处,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,而这个过程中,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宋军多次北伐的失败。秦桧当权就意味着,高宗基本上放弃了恢复中原的想法,要与金国议和了。高宗当然清楚,任用秦桧意味着国策的整体改变,但这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,不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,而是他也发现,以当时宋军的战斗力,要恢复中原,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也就是说,他不是对自己没信心,而是对宋军在历次抗金与北伐战争中的表现的综合评价不高,对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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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只,80后,义渠人,半个兵痞,浑噩书生,破旧网民。自媒体作者,互联网码农,喜好历史、人文、哲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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